阅读札记 | 《暮光之矛：一桩亚马孙雨林中的仇杀案》

一、前言 #

可算是读完菲利普·德斯科拉的《暮光之矛》，上一本阅读的五百来页的民族志还是大二时看的《萨满教、殖民主义与野人》（然而这一本确实没有看完）。我本没有给自己寄予厚望，但确实没想到从头看完一本五百多页的书会这么吃力。

和过去阅读的美洲（包含北美与南美）民族志相似，《暮光之矛》中也出现了大量诸如「致幻草药」、「萨满」、「印第安人」、「美洲豹」、「西猯」这样的意象，可以说这些构成了美洲的独特面貌吧。但伴随而来的，还有冗长的人名、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细致琐碎的日常细节描写等，倘若没能进入阅读的状态和节奏，很容易就此被淹没其中。

按照惯例，我不会复述书籍的内容，只拣出其中让我个人在意的内容进行发散。要说全书给我印象深刻的，是经此发现法国民族学¹在美洲研究也算是有规模——从列维-斯特劳斯研究巴西印第安人（包括瓜伊库鲁人、波洛洛人、卡都卫欧人、南比夸拉人与吐比卡瓦希普人），到皮埃尔·克拉斯特研究巴拉圭的瓜亚基人，再到菲利普·德斯科拉研究秘鲁和厄瓜多尔边境两侧的阿丘阿尔人（据说这是法国民族学研究的「美洲传统」？）。此外则是在「群鸟会议 Wingmoot」公众号看到法国「民族志学者的两本书」这样的传统，由此引申出关于民族志写作的想法。

二、民族志与文学 #

经由《暮光之矛》，我们可以溯源法国民族学「民族志学者的两本书」（The Ethnographer’s Two Books）这样的传统。这一说法源自 Vincent Debaene 的 L’adieu au voyage（英译版：Far Afield: French Anthropology between Science and Literature），大意指的是在法国民族学的发展历程中，许多法国民族学家在写就一本「更科学」的作品之外，还会再写一本试图更接近文学，或更优美、更诗意的作品。

德斯科拉的这本《暮光之矛》正是其学科专业性更强的博士论文《驯化的自然：阿丘阿尔人生态学中的象征与实践》的对照篇。在德斯科拉看来，《暮光之矛》的读者定位是非专业人士，因而他在其中尝试了新的写作方式，文风更通俗化、文学化与个人化，希望在展示阿丘阿尔人的专题民族志的同时，还提高作品的可读性与吸引力。

这很难不让人想起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这样一部传记式的田野调查同样带有不少浪漫诗意的色彩。值得一提的是，写下《暮光之矛》的菲利普·德斯科拉和写下《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的皮埃尔·克拉斯特都是列维-斯特劳斯的学生，这三位法国师徒都曾在南美洲的亚马孙雨林做过田野调查，并且写作的风格都带有优美的文学性。

这是一种巧合吗？

相对于人类学/民族学学科的传统——「民族志学者的两本书」在此被作为法国民族学的一种传统被提出并显得特殊，其实正因为传统人类学与民族学写作要求淡化甚至隐匿田野工作者的主观视角与个人体验，以服务于对研究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强调。这种要求并非毫无缘由，毕竟从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特性来看，这门学科可以被概括为「旨在通过比较不同文化的民族志信息而得出有效概括性知识的科学」，而这注定民族志的存在要经受可信度的测量。

德斯科拉在《暮光之矛》中一度点出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不得不强调其研究客观性的尴尬处境：

做文化分析的民族志学者不像社会学家那样，依靠统计工具，根据情况发生的频率来预测标准；相反，他依靠自己的推论，即通过大量的局部观察和少数人告诉他的只言片语，凭直觉构建出自己的推论，从而展开分析。在这本书中，正如在所有民族学著作中一样，独特性不断地成为通向一般性的跳板。从声明“瓦哈里告诉我”，到主张“阿丘阿尔人认为”，再到“阿丘阿尔人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这样认为”，我们如何才能从部分过渡到整体，而又不失公允呢？

历史学家会提到他们使用过的档案，其他人也有充分的机会查阅这些档案，以便提出不同的解释；社会学家会描述他们从中得出结论的调查问卷和统计程序；心理学家会毫不犹豫地详细描述他们的实验记录。总之，只有民族学家才会随意解释他们如何能够从单一的经验中总结出一套知识，并要求所有人接受这套知识的有效性。

如此，传统的民族志学者们自身当然难以免于通过各种写作规范来保证书写的真实性，比如在写作中尽量减少第一人称的出现，减少感性化的用词，在民族志的开头往往是标注调查日期和地点，以说明「我在某段时间生活在某个村庄或某个社区，因此我所说的都是基于对事实的充分了解」。如此看来，民族志应当和文学有着相当遥远的距离，甚至说为「对立」或许都不过分。

不过，如同德斯科拉所言，民族学/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调查产出的民族志其实可以被视为一种以个人关系建立起来的知识，它延续了一个特殊个体与其他特殊个体的关系。

民族学家的工作坊就是他自己和他与特定人群的关系、他的天真和狡猾、他曲折的直觉轨迹、身临其境的机遇、他在当地策略中被要求扮演的角色（有时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与自己主要信息提供者之间的友谊，以及他的热情、愤怒或厌恶的反应。所有这些复杂的情感、品质和场合赋予了我们“调查方法”特殊的色彩。

不应该被忽略的是，无论田野调查如何强调其科学性和客观性，无论写作者如何强调「我发誓我看到了！」²，回归到书桌上的民族志写作一定会滞后于研究者置身于田野间的「此时此刻」，所以田野经验无法被如实复现。因而德斯科拉也称《暮光之矛》为虚构文学——虚构不代表假想，或者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对现实经验进行重组。

那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指的是，从「第二本书」的角度出发来创作一个更「文学」的民族志的目的是什么？又或者进一步具体地问，揭开民族志科学与客观一面之后，释放、坦诚甚至是在一定程度上突出其「主观」的一面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先看一看德斯科拉的答案：

其一是解开民族学的科学生产带来的知识论限制。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不仅依赖科学方法，同样依赖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在长久的学科建制中，科学性当然是民族志的重要特点，但无论是科学知识（如研究者在现场收集到的亲属关系资料、社会结构资料等）还是非科学性的知识（如研究者的情感波动、反思等）的生产，显然都建立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基础上，而关系又是动态且变化着的——我们习惯性地坚称其中夹杂的个人经历和主观视角是偏误的，却忽略了这反而是真实性和可信度的来源——它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人类学家的工作过程以及个人经历如何影响研究成果，理解人类学研究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其二是扩大民族志的受众群体。传统民族志发表主要面向圈子内的专业人士，但从本质上来说，人类学家进行田野调查的经验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可以经历的³，且这一经历也是用普通词语表达⁴，非专业人士本就具备成为民族志读者的条件。又或者如德斯科拉在后记中说的，「对他者多样性的独特体验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的一种普遍性」。

我的理解其实和德斯科拉的第一点颇为相像，但在表达上，我表述为「更好地呈现研究对象的文化」。如果说无论怎样精细的研究都无法完美再现一个当地社会——试想，再厉害的人类学家如何仅凭文字久就构建一个社会的完美图景？ta 最多提供一种浓缩的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描述原型的许多特征，但原型本身永远不会被完整地再现出来——那么我们又何必孜孜以求地强调书写的绝对真实与客观？当然，这并非是说我们就此放弃一切科学与客观，任凭想象自由驰骋，而是正视「主观」的存在，甚至可以通过这一「主观」的存在打开更广阔的表达空间，丰富对于原型描述的方式，借此感受文化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三、价值与意义 #

虽然书籍中的细节内容大多难以留下印象，但德斯科拉在结语中对阿丘阿尔人这一群体带来的启示的总结却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拉图尔的《我们从未现代过》。这里提及两点。

自然并非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在阅读《我们从未现代过》时知道，现代人（特别是西方）热衷于将「自然」与「社会」分离，自然指涉荒野的，未被开发的，暂不可控的，社会则指涉家园的，已驯化的，可控的。然而这种分离在阿丘阿尔人中并不奏效，因为他们赋予动植物以社会生活的属性，视它们为主体而不是客体，因而也无法将它们放逐于独立自主的领域以受科学技术的支配。值得一提的是，「亲近自然」这样的话语在我们现代人听来早已是司空见惯，相应地也难以对此进行反身性的思考，但这样的话语放在阿丘阿尔人身上便显得荒诞不经，因为他们赋予自然界的生物与人类同样的尊严（比如，许多动物、园圃植物乃至雷电等气象实体都被认为是「阿恩茨」，拥有「瓦坎」（灵魂），拥有意图，可以与人类交流），以对待彼此的方式来同等对待自然界生物，人与非人之间也存在亲属关系，会诱惑，会有敌意，也会有照料（比如，阿丘阿尔人中的女性是园圃的主人，她们会将木薯等作物当作自己的孩子来抚养（具有血缘关系），男性通过狩猎将猎物视为自己的「小舅子」（建立姻亲关系））。

时间并非累积性的，「进步」也只是现代的产物。自启蒙时代以来，现代化就带有一种断开过去与未来联系的急切感，正因为过去是黑暗、落后与愚昧的，因而我们要不断朝着光明、先进与文明的未来迈进。这里体现的是一种鲜明的先后时间顺序。在这样一道不断通向美好的路径上，「发展」、「进步」的概念日益深入人心，深深嵌入认知，但对阿丘阿尔人而言，多重时间性体系却支配着他们的生活。

不过无论怎么说，以民族学这样的人文学科背景研究者身份来到阿丘阿尔人社会，发现这些被视为「启发」、「价值」与「意义」的要点——如果可以这么描述的话——这样的方式却又如同德斯科拉在文中所说的，难以避免被认为「不过是诊断现代社会裂痕的附属技术库」。相应地，它未曾真正涉及我们当代世界最紧迫的问题——在阿丘阿尔社会做的研究并不会解决诸如失业、南北失衡、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

德斯科拉的取向与其老师列维-斯特劳斯很像。如同后者在《面向现代世界的人类学》中主张要以非西方非现代文明的视角来反观现代世界的问题，阿丘阿尔人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被德斯科拉视为一种「具有真正价值的思想经验」。

克服对自然的狂热统治，消除盲目的民族主义，找到一种既有自我意识又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民族自治方式，重新协调与那些大量涌现、已成为我们身体延伸的混合物之间的关系——这都是我们现代性的具体问题，都值得我们通过与像阿丘阿尔人这样的民族所形成的世界观进行比较，重新予以重视。

在一段时间里，我也曾抱有从前现代民族的文化中寻找回应现代世界问题的启发的想法，同时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其中一份意义正在于此。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这一方案的可行性似乎往往只能停留在人类学家的著书立说上，同时由于无法照搬历史经验或者据此设计具体行动方案，我们很难期望这些前现代民族的文化经验可以如何被借鉴于现代世界。

我认为无论外界还是我自身都做不了什么——我们都难以实现人类学家的方案。但在阅读的时候，我还是用笔划下了德斯科拉在书末写下的一段话：

散落在遥远丛林中的几千名印第安人，其价值远胜任何一本可信度存疑的未来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