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札记 |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启发：未来写作的想象 #

阎云翔以一个村民的日常生活开篇来表明个体幸福与个体本身在家庭中的重要性。这里吸引我的是内容的呈现如同在讲述一则有意思的故事，让我想起袁老师在写直销时也以一个人的日常故事开始。让我们对比一下两者：

两年半前，梁老师专门在线上给我们开了一个讲非虚构写作的小灶，里面倡议写作不要千篇一律地如同汇报一般，总是「x 村位于 xx 省 xx 市 xx 县 xx 镇，东经 xx，北纬 xx，面积 xx 公里，人口 xx。工农业总产值 xxx…」——虽然这是当下许多论文的模板。相反，他建议我们写作的时候多想一想，如何才能让读者身临其境，如何更具有故事感。

这里我还想起过去读过的《静寂工人的码头》、《林村的故事》，但限于篇幅，就不在这里展开比较。但不管怎样，我当下形成了自己对于写作的一种模糊认识，希望在未来毕业论文的写作中落实。

研究方法：私人生活 #

阎云翔在书中提到了自己对私人生活理论的理解——从个体行动者的角度去研究家庭变迁，同时关注个人情感、欲望、亲密关系、隐私、夫妻关系、主体性以及社会性的新形式。相关内容其实在过去已经接触过，如潘毅的《中国女工》和丁瑜的《她身之欲》都讨论了「欲望」这一概念。事实上，彼时我就已经被这一话题或方向吸引，但我不知道它究竟属于什么脉络——究竟只是一种微观的研究，还是伦理道德的变迁？

经由阎云翔，我得知 Douglas Hollan 主张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民族志研究——近距离描述与分析人类行为、主观经验以及心理过程的方法，核心是强调个体的重要性。这种方法类同传统上基于特定地点的某个社区进行长期而细致的田野作业后，对日常生活做出详尽描述的民族志。不同在于，这种方法着眼于个人体验以及个人的主体性，但传统方法专注于社会结构与文化规范——这难道不是一种很有趣的对比吗？

Hollan 主张的个人中心的民族志研究中有三类研究方法：

强调个人主观经验的叙述
就研究对象的行为以及利害关系进行的参与观察
对深藏不露的生活体验所作的类似于将心比心式的诠释

这种方式我在《静寂工人》和《她身之欲》中也有所感受。

研究脉络 #

阅读《私人生活的变革》时常让我想追溯阎云翔研究脉络的演进，这部分或许可以与凯博文相关联。

凯博文及其学生——阎云翔、景军、吴飞、潘天舒、李诚、张岳虹、郭金华¹——都曾关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社会状况，可参见 Deep China: The Moral Life of the Person。

这本书中的一段话概括了几位编写者对中国研究的探索：

the remaking of the person in China’s changing emotional and moral context since the 1980s

翻译过来就是「自 1980 年依赖位于中国不断变化的情感和道德北京下人们的重塑」。在我看来，其实这就是以凯博文及其中国学生为代表的一系列中国的「道德人类学」/「伦理人类学」的研究。他们提出了一些有趣的概念，如 Moral Landscape（道德景观）、Divided Self（分离的自我）等。

我关注这种伦理人类学的讨论，或许早有一些溯源，例如凯博文很早就在《道德的重量》中提到的严医生的案例：严医生经历过 1949 年以后的集体主义建设时期，但也遭受过文革的伤害，目睹集体、团结口号之后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种个人与社会集体之间的关系和张力让他很是困惑，也让凯博文很是关注。

阎云翔的研究同样关注到中国社会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他从伦理入手，指出个体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在我看来，这其实也算是一种我们怎么理解个人生活于其所属的社会。

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聊「伦理人类学」——单从凯博文这一脉的中国研究来看，其实还可以涉及很多内容，例如相关的「心理热」（参见张鹂的 Anxious China）——中国人存在一种先验的自我吗？心理如何？还有对一系列「欲望」的讨论（如我们之前读过的《她身之欲》，冯珠娣的《饕餮之欲》）——性欲、物欲、情欲等等……

The most interesting drama that has unfolded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or so is how desires of various sorts —— sexual, material, and affective —— have been brought out, elaborated, negotiated, and celebrated in the mass media, Internet chat rooms, courtroom debates,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in public places.

当然，我认为只是谈「欲望」这样的概念还是不够，如果说从一个比较「完整」的研究视野或路径来看，似乎还需要将其与国家或社会连接起来，例如我们结合到福柯的治理术？

Deep China 一书也提出，它的主题虽多（集合了不同凯博文不同的学生的研究），但都探讨中国人的 self，包括这种 self 的塑造和再塑造，以及它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其中，阎云翔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始：

Our collective effort starts with Yan’s chapter that highlights three types pf profound change in the Chinese moral landscape.

我尝试收集了一些书籍和文献。文献方面，我认为春花翻译的稿子很好，可以参考这两篇来自春花的稿子：《私有化中国：自我的权力，远端社会主义》、《渴求成功的动力与奋斗式个体的伦理》。

农民复杂的感情世界 #

阎云翔从多个角度展现了农民丰富与复杂的感情世界。

农民之中也存在对自由爱情的追求，而非只是听任媒妁之言，甚至可以为此做到私奔，反驳传统研究视中国人因不具备「内在自我」而不懂浪漫爱情。

另外，即便是在介绍型婚姻中——这之中有媒人牵线，甚至就是父母包办——浪漫爱情仍然可能扮演重要角色。阎以一些生动的案例说明年轻男女同样可以从毫不认识，经订婚甚至结婚慢慢培养感情以产生浪漫爱情。因此不要将浪漫爱情与包办婚姻对立起来，妨碍人们理解农民情感世界的丰富与复杂。

农民也具备能力表达与感受爱情。虽然过去人们普遍假定中国农民没有能力表达情感，所以对于感情生活没有兴趣。

阎云翔还通过收集的故事展示了过去「不善言辞」的下岬村人是如何隐讳曲折地表达爱情——「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有可能是爱情的信号，不过只有那些身在其中的人才能品味」。不得不说，他所展示的故事确实很吸引人：

有个 43 岁的妇女以她自己的经历作了现身说法。她说，她丈夫当年在工间休息打扑克时总将好牌都给她，过了一阵子之后，队里的人开始拿她开玩笑1，他们两人的关系就这样开始了。另外一个男人告诉我，他和他老婆原来在一个队里，好几年里都是好朋友，但没有超过这层关系。一次大伙儿到队部开会，会前一起聊天，他说，以后自己孩子如果功课不好的话，他就要把他们赶出家门。突然，后来成为他老婆的那个女孩脸唰地一下就红了，她的女伴们也开起了玩笑。那一刻，这人意识到女孩喜欢上了他，愿意和他成家过日子，所以她才会脸红。

1997 年我在做调查时，有个 39 岁的男人对我讲述了他的恋爱故事。他说，他老婆原先就和他一个队，长得很漂亮，人非常害羞。他第一次对她产生特殊的感情，是在 1979 年秋收的一次工休中。“我在磨镰刀，她从后面叫我，手里还拿这个香瓜。她说，刚刚在玉米地里找到这个香瓜，问我是不是想分一半。我问她为什么给我吃，她脸一下就红了，骂我坏。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她喜欢我。我想娶她，结果心想事成。我老跟她开玩笑，说咱俩的真正媒人是那个香瓜。”

阎很捍卫自己在研究中看到的「农民们的爱情」，并引用 De Munck 关于斯里兰卡包办婚姻的结论：「爱情对于 Kutali 的村民非常重要。否定这种重要性就是否定他们的人性。」

道德/伦理到底是什么 #

年轻人对于彩礼以及分家财产的「配锝感」，也与集体时代转向非集体时代有关，关乎个人的一种努力、奋斗的「伦理」。

这一代年轻人觉得自己有充分的权利，想方设法从父母那里挤出更多的彩礼或嫁妆，并且闹着要提早分家过。这里，只需将这代人对自身权利的强调、对个人在家庭财产中的份额要素加在一起……

阎云翔在下岬村的研究也给了一个有趣的看法——我有时候会产生一种感受，似乎相对过去而言，今天的人会更喜欢生育女儿而非儿子。下岬村则是呈现出一副由于代际赡养观念逻辑的变化和差异，进而带来的从传统养儿防老朝向养女防老的转变。有意思的是，养女防老能够实现，也是族权和父权受到削弱的一个影响。

下岬村中出现的这种代际赡养逻辑的改变，似乎于中国农村的生育文化有关。这部分在阎云翔于注释中提到李银河的分析中可见——与西方父母子女之间那种个人主义的关系不同，中国的父母不仅出于养儿防老的意识去抚养后代，而且也希望通过儿女来延续家庭香火。因此，父母为儿女作出的牺牲是出于延续家族的文化理想。成年子女认为父母帮助他们是理所当然，因为那是为了家庭，而不是为了子女本身。在这里，自我中心发展为家庭中心，而不是利他主义。

我以前会下意识地想到，如果没有子女，以后老了谁来照顾我？似乎也因此认为生育是必要的，但当代人的观念却似乎很不一样，ta 们认为无所谓，自己活着就很累了，或者说只需要自己当下过得很好就可以了，真是这样吗？

还有一个有趣但同时也自相矛盾的现象，即国家法律一面倡导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平等，批判父权族权，可另一面又依赖着传统养老机制，希望家庭自身可以解决养老问题。

另外，我对一些与「变迁」——阎云翔个人的研究旨趣中正包括社会变迁——相关的现象、话题很有兴趣。具体来说，指的是人们在过去的规范「崩塌」之后，要面对的是什么？ta 们应该何去何从？如下岬村的殡葬改革：

看到遗骸被挖出乱扔，有些人开始对生活的意义产生了深深的疑虑。有个 69 岁的老人说：“如果公家不尊重死者，我们将父母的尸骨挪来挪去，我们又怎么能希望儿女尊重我们呢？”

回到我自己的现实生活，几乎每年清明我都会回家扫墓，虽然这件事情在我的感受中很劳累，但相比于一天的劳累，我认为某种传统更加重要，或者某种凝聚，某种「呼唤」。

还很有趣的是，虽然阎云翔在下岬村的例子中呈现的是一种「孝道失落」的现象，他对该现象的成因概括在我看来很精辟，如下面这段话：

父母权威的倒塌导致了一种我称之为”父母身份的非神圣化“的后果。没有了传统宗族体制与宗教信念和仪式的支持，所谓父母之恩的观念开始被削弱，上下两代人的关系变得更加理性，更具自我利益的意识。结果，父母再也没有天然的权利要求儿女报答养育之恩，两代人之间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交换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的基础一旦从道德转移到物质上，老人的地位甚至在伦理意义上也被削弱了。

但如果我们只是看这本书，其实视角只是被局限在其 1996 年的研究。让我们将视野放回今天，我们会看到一种似乎与「孝道」现象十分相悖的现象，这也是阎云翔关注 Z 世代议题的转向，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扩展的青春」这样的概念，并以「外在性」和「内在性」进行分析。

家庭养育对Z世代的另一个影响是成年后的Z世代发现自己变成父母的情感依托，甚至是父母负面情绪的垃圾桶。因为早期付出过多，有一部分Z世代的父母会携带很沉重的情感包袱，身心疲惫，如果还有配偶关系的恶化，那么当他们终于熬到自己的子女成年后，所有的委屈将难以再忍受。他们会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些东西分享甚至强加给自己的子女。那些作为乖孩子的Z世代，觉得自己有责任来承担，在家庭关系中就会扮演一个调节者、安抚者的角色，在情绪上反过来支持自己的父亲或母亲。这实际上造成了一种角色倒置或者叫“子代的亲职化”。因为Z世代伴随着内在性转向的深入，他们的情感世界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敏感，他们的共情心或者同理心会大大增强。这也是一种新的影响，实际上给他们带来了情感的困惑和负担。

感觉有些越写越远了，我仍然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梳理读完一本书之后的感受和思考，故而写作也难免显得东一块、西一块。这里为了方便日后回忆，一些现在看起来不相关，但又确实在我阅读思考时能被联系起来的内容还是记录下来吧。

阎云翔当下关于 Z 世代的研究 #

• 阎云翔、康岚，2026，《退守内心（上）：Z世代的内在性转向与“情感革命”》，《当代青年研究》第2期
• 阎云翔、康岚，2026，《退守内心（下）： “做自己”的复杂性与主体性的多种可能》，《当代青年研究》第2期
• 阎云翔、康岚，2026，《Z世代的生活选择与家庭祛魅（上）》，《当代青年研究》第1期
• 阎云翔、康岚，2026，《Z世代的生活选择与家庭祛魅（下）》，《当代青年研究》第1期